对此我默不作声，把籽畅交给KALM并非我所愿，也只是无奈之举。眼下在巴莱附近的孤儿院被我们联手给端掉了，从行动上来说KALM还当算是救了我们一命，我既应承她要回国去找祝老报仇、又要她在我们走了之后想办法把孟医生的那些地下医疗解剖点给找出来毁掉，那就势必要给她一些行动的信心和动力，毕竟孟医生的地下医疗解剖点早已经超出了巴莱的范围，KALM做起事来也要有所顾及。
把籽畅放在KALM这儿，除了是想让她继续尽力地照顾籽畅以外，也算是我和她之间一种行动默契上的私下协议，我用我的性命来保证去向祝老复仇，KALM也要用性命来保证会好好地照看籽畅，照顾她快乐健康成长。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些想法和与KALM私下的无言协议会在回国了之后被指导员他们视作反叛不想归队的行为，无论‘二狗蛋’怎样帮我解释我在做决定时的立场有多无奈，也没能挽回指导员对我的看法和失望。
为了怕祝老预料到我们的行动而在回程上给我们设置障碍，我们并没有随着孔皓进入越南走原来的路线，而是让KALM直接送我们去缅甸，再从缅甸乔装偷渡回国，连追杀祝老他们所需要的一部分武器都是有KALM给我们想办法走私到国内的，她为了能够给老挝据店内的那些人报仇可谓是下足了血本，而KALM也足够执着，全东南亚有那么多的佣兵组织和地下杀手组织她都不找，淡淡就把念想挂在我们四个人身上，认为只有让我亲手手刃了祝老才算是最解恨的。
这趟行动和之前突袭孤
儿院一样是一场有来无回的行动，孔皓挂念这阿春和他在越南的那一大家子，所以在老挝和我们分开，决定先回越南之后再到中国境内找我们。剩下我、邵志纲和‘二狗蛋’三个人组队偷渡回国，只是在和KALM他们分开的前夕我有些不走心地当着众人的面托KALM帮忙找一下事先因为受伤就和我们分开的二排长他们，也算是解释了我为什么不着急着找回二排长三个人一并行动的原因，毕竟邵志纲和孔皓都知道‘二哈’和‘萨摩’身上的伤并不轻，以这样的理由来放缓找回二排长他们三个人的节奏也是说得过去的。
好不容易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到了国内，我无法正面直接甩开邵志纲和‘二狗蛋’一起回部队汇报，尽管‘二狗蛋’建议让我直接把邵志纲引入我们自己的伏击圈内抓起来，但我怕因此回到部队之后就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思出来找祝老报仇，所以苦思冥想，以时机未到的蹩脚理由拒绝了‘二狗蛋’的提议。‘二狗蛋’摇摇头直叹气，明知道我心中的盘算却不点明，只是无奈地劝说让我自己小心，而后就担着偷偷回家见亲人的名头也和我们分开了，离开之前淡淡地让我在确定好如何行动之后联系他。
我明知到‘二狗蛋’如此说只不过是想给我保留最后的一分退路，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记得还有组织，还可以找他们帮忙，而不是以自我的想法为中心胡搞，我也很感动‘二狗蛋’在这个时候还在为我的退路做考虑，庆幸着自己还有卧底的这一重身份可以借助，可是当‘二狗蛋’回到部队之后杳无音讯、从他电话里传来了指导员的声音之后，我才晓得，我的这
些庆幸只不过是自己没有看清楚从前的奢望。在指导员看来，从我们到了老挝断了联系之后我就已经不受掌控脱离了组织上安排的路线了，在我恢复了自由和孔皓一起游走在老挝的各个城市之中时，我曾经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联络上组织，比二排长他们在金三角要容易得多，可是我都迟迟没有行动，以至于后来我们在据点内被祝老和老铁算计使得‘二哈’和‘萨摩’受了伤，孤儿院战役当中的变态杀人方式，在指导员的严重都成了重大的罪责，全都是我患上斯德哥尔摩症状导致变节征兆的原因。
我无法承担起指导员电话里指责的变节一说，只能惊慌失措地仓皇挂断电话再度掐断自己和组织上的联系，与邵志纲一起像两只老鼠似的偷偷地游走在广西的每一个街头打探祝老等人的行踪。迟迟没有祝老等人的消息，我和邵志纲都变得有些急躁而不择手段，有几次在偷偷潜入从前幕后团伙那些没有撤离广西的重要成员家里和窝点之时，都不小心下手太狠把人给打死，最后事情闹大，警方在都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就大张旗鼓地发布了通缉令公布了那几个人的死因，我、邵志纲、二排长、‘二狗蛋’、‘二哈’、‘萨摩’、孔皓，甚至是已经死去的费启钊都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被警方全城通缉的对象，我们这才晓得KALM之前说的祝老的势力根本就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件事到底有多正确，因为通缉令上明明白白地写明了我们几个人的身份，除了真实的身份之外还有‘死神’成员的身份，这个通缉令一出，不仅是全中国都知道了我们几个人的事情，恐怕整个东南亚甚至是整个黑网之上我们几个人都被彻底地曝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