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他们是在离出口不远一处充满钟乳奇石，有好几条暗洞的复杂结构中发现我的，但当时的具体经过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自己凭着直觉，沿着某条路径往前走，走了很久。后来忽然就看见前面冲出几名穿着防化服的人。那些人二话不说，硬把我扶上了担架。在往外去的路上，有人不断问我话，但他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听起来显得很遥远，不怎么清楚。知道已获救，整个人顿时放松下来，我很快就沉沉睡去了。
后来，在体检记录里，我看见上面有对我的情况介绍，其中前半部分是这么写的：被发现时，该名幸存者衣衫褴褛，尚能自主行走，但意识模糊，被问及其所属小组，因口齿表达不清，难以作答。后经提示，才说出一个熟悉的同队成员名字。那人叫霍敏，外号老鬼。由此，判断此人为A队三组成员。
他们管我叫“幸存者”。
被送到林场时，我全身空无一物，就连那身高科技外套也不见了，只有腕上戴着一串骨质手链，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个人物品。
我在那里躺了三天，昏睡了三天。
这几天，我没住在房屋里，而是住在废弃的篮球场上。那里临时搭建了几个帐篷，外围还扯上了隔离绳。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胳膊上插着留置针。除了进行各种身体检查，每天都有人来看我，试图跟我谈话，但我大多数时间都昏睡不醒，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问到什么情况。跟那些负责治疗的人一样，来找我谈话的人，也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就像害怕我有传染病似的。
直到第四天。
这天我比较清醒，好像终于睡够了。输完水不久，前两天找过我谈话的人又来了。跟前几次一样，来了两个人，一个问话，另一个负责做记录。不知道为什么，做记录的人除了开着袖珍录音机，还多此一举地也用本子记。他们重复问我名字，户籍所在地，参加考察的技能等身份信息，我都如实作答。但一问到这次考察的经历，我就用手按住太阳穴，装出努力回忆的样子。
“还是想不起来？”那个穿得严严实实，看不出年龄的男士问，然后转头看了看做笔记的人，又回过头来。
“怎么进去的总该记得吧？慢慢想。还是从怎么进去的开始说。”
“怎么进去的？不就是那天晚上，跟大伙儿一起进去的。但进去之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就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可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那人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
“昨天？”
“对，还有前天。”
“我昨天，还有前天，是怎么说的？”
“你说，那个晚上，你一个人在森林里迷了路，不知如何掉进山洞，钻进了迷宫一样的地下洞网。你在里面看见一个湖，然后不知怎么就出来了。”
“我昨天是这么说的？”
“要不要听听自己的录音？”
“没错，那事也有，不过是上一次发生的事故经过。这次进去，是由亿森公司组织的，我们有好多人一起，你们大概也知道。对了，其他人怎么样？”
“有的出来了，有的失踪了。”
“哦，天啦。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安归来。”
“好好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真不记得。我，我们到了那个湖边，然后就，就迷糊了。”
“这么说，你进
去过两次？”
“是的，咱们这批去的，大都是进去第二次。”
“这个情况，我们是知道的。”那人想了想，忽然问，“杜先生，请问你跟谢姚犁先生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老同学，大学同学。如果不是他，也许我不会参加这次考察。他怎么样？出来了吗？”
“他出来了。你没跟他一起吗？”
“进去后，我们就走散了。我们没在一起。他现在怎么样？在哪？”
“他在接受治疗。”那人说，“好吧，想起什么，马上告诉我们。”
“好的。”
本来还想问问沈新的情况，但我不敢问。我怕问多了，容易穿帮。我答应过那丫头，在见到她或老谢之前，对谁都不提在里面发生的事。
我知道，至少老谢安全出来了。
我接受的是隔离观察。球场周围，有几名身穿防化服，背着制式武器的士兵警戒着。我想，这些人肯定就是沈新所说的应急救援队。后来我又试图打听过其他人的情况，但他们叫我不要多问。
一连几天，住在隔离区的都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好像听他们说，我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出来的考察队员。我也发现，除了我，再也没人被送到这个地方来。我问我要被隔离多久，他们说只需要几天，待检测结果全部出来，就可以结束对我的观察，让我离开这地方。他们还安慰我说，这只是个例行程序，像我这种情况，一旦确认未受感染，就不会再有什么事了。
他们说，我出来那天是8月18日。我很吃惊，高呼：“这不可能。”我跟他们解释，照这样算，这趟地下考察，前后一共不过三天，但我自认为已在里面被困很久。从身体疲惫程度衡量，我也像遭了一个星期的罪。
不过，这其实没什么好争辩的。
又过了两天，他们再次给我做了体检，又抽了一大管血去化验。然后，我被带出了隔离区。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小镇似乎都被封锁了起来，马路边挨着停满了军车，到处都能看见荷枪实弹的军人。两位穿着防护服，但没有戴呼吸面罩的年轻人，把我带到兴隆旅社楼下，那里有间临时办公室。那两人中的一个说，完善一些手续之后，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
“你很幸运啊，小伙子。”那位负责签发文件，看上去比较年长，穿着白色大褂的中年人看了看我，“来吧，先坐一下。”他对我说。
他手上准备了一些文件，自己还在看。
“小伙子，身体恢复得怎样？”
“我很好。其实我没什么，就是脑子糊涂，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
“反应迟钝，记忆模糊，甚至出现部分失忆，是这次事故中，你们这些幸运撤离出来的人员身上最主要的病理反应。”
“事故很严重吗？”
“当然严重。小伙子，还有什么比人找不回来更严重。”
“对对对，你们辛苦了。”
“不过，你们这种失忆症状是暂时性的，会慢慢康复，不管今后想不想得起这段经历，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没伤到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简直是一场噩梦，忘了最好。”我想了想，又问，“那些还没回来的同伴们，都能找到吧？”
“会找到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就是为此而来。”
“感谢，感谢政府。”我连声说。
“但这件事，你就不要再过问了。具体原因，回去之后，亿森公司会负责向你们进行解释。你们毕竟是他们请来的工作人员，后续事宜，还是由他们处理比较合适。你说是不是？”
“是啊，是啊。”
见我使劲点头，他好像感觉话没有白说，神情显得很轻松，“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你们这些参加此次考察的专家必须尽快离开，明白吗？”
我又使劲点头，说明白。
过了会儿，又有人带我去进行了身份登记，拍照，回来后，终于在一份证明我已通过各项检疫的文件上签字，盖手印。我大概签了三四份文件，盖了七八处手印，但最后没有一份是给我的。那人给我张纸，让我擦擦手，就让我走了。
出了办公室，外面等着的两人，又让我上路边停着的一辆车，说是要把我送到苏马荡的云岭一号，让我去跟亿森公司的善后小组联系。
那时，我看见三楼的蓝色玻璃后面隐约站着一人。那人穿着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像个干部。他那双犀利的眼睛，正注视着我。
楼上那人我见过，是李若诚。
我拉开车门，车上已经有两个人。两个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分别坐在正副驾驶座上。我上了后排，佯装困倦，闭上了眼。
一小时后，把我送到苏马荡云岭一号，车子就掉头走了。
到了一号楼，服务台那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好像知道我要回来，已提前把房间钥匙准备好。她还给了我一个上面印有亿森制药环形星索徽标的信封。信封是粘住的，我打开看，里面一式三份，是由十几页A4纸订成的文件，还有一张亿森生物制药深圳有限公司开出的十万元现金支票。粗略看了看，文件大概是本次考察事故说明，以及善后处理办法，都是由他们家律师起草，滴水不漏的套话。我没细看那份文件。对这类形式上的东西，我从不在意。
姑娘说，签了字，那张支票就是我的。
我毫不犹豫，爽快地在三份文件上分别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留给那姑娘其中两份，把属于自己的一份和那张支票塞进信封，揣进兜里。
那位负责接待的姑娘说，如果愿意，我可以在这里住上几天，住到想离开时为止。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这是公司对这次这批考察队员的福利。
但我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我去房里收拾好行李，取了自己的包，然后去地下车库。我看见自己那辆白色森林人车身上积了厚厚一层灰，仿佛变成了另一辆车。
放好行李之后，我出门去找人，给我车子的电瓶重新充电。这期间，我用老谢给我那只手机打了几个电话，确认了几件事。首先，老鬼很安全，他早就已经出来，跟我一样，经过了隔离检查，已平安返回重庆。其次，打了几次，老谢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虽然听说是出来了，但不知如何跟他联系。最后，我打通了康小强的电话，他说他已听老鬼讲了这次的情况，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告诉他我没事，他就说那就好，还让我早点回去。
尽管心里梗着一个疙瘩，但我想，只能先回重庆。
在签那些字的时候，我就已做好思想准备：我的使命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要找到老谢，找到沈新，查明整件事的幕后真相。
但首先，我得先试着学一门新知识：人类进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