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解除的。在汪精卫分共前夜，七月十二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从这时起，他实质上就被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党的八七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批判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理应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并且“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因此，在罗明纳兹的导演下，不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的决定，是不符合党的章程的，当然也是错误的。
但是，作为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陈独秀的态度是正确的。据李维汉的回忆：“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陈独秀）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由此可见，这与因为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而受处分的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相比较，中央对陈独秀依然是很尊重的。
陈独秀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且又连任了六年**的总书记。一夜之间，他从总书记跌到一位犯错误的领导人，一定会产生被共产国际抛弃后的愤慨。另外，陈独秀是一位很重名节的大知识分子，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危局，他绝不会诿过他人。相反，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中。对此，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陈独秀视蒋介石及一切反动势力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无情地向共产党人挥舞起屠刀，他真是愤慨到了极点！待到他的儿子陈延年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壮烈就义，恰又是他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时候，国恨家仇融于一身，他怀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悲愤之情，挥笔写下一首《献诗》：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党人势必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陈氏也没有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准备。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陈独秀于八七会议之后，虽说深感苦闷、消极，并且对共产国际有抵触情绪。但是，他出于一种责任感，“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作为业已解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来说，如此而为是难能可贵的！
遗憾的是，他的主要意见是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涨。”其结论是：“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陈独秀针对罗明纳兹等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高涨，而是低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反对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这无疑又是错误的。这时，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还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来到”，“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这就廓清了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求实观”的本质区别。
广州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陈独秀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积极提出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的建议是正确的，较之国际代表纽曼提出的“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主张要高明多了！与此同时，陈独秀在同一封信中，又坦然指出：“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他认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这些意见表明，他不仅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且还公然反对采取苏俄模式，这就必然导致与中央的对立。
陈独秀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送走一九二七年的。新年伊始，展望未来，陈独秀更是有无限感慨在心头！当时，他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身边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工相伴，与昔日相比，难免会生出怆然之慨！他毕竟是一位诗人气质很浓的失意的革命家，他不会对身旁的这位女工说些什么，唯有驻步窗前，借朗诵自己的诗作对天呐喊：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经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的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事有凑巧，就在陈独秀借诗言志的时候，周恩来与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等悄声叩开了他的门。他们示意那位开门的女工不要惊扰陈独秀低声诵诗，不约而同地望着陈独秀的背影，在用心地品味这诗的内涵和底蕴。当陈独秀近似低泣地吟罢“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周恩来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好诗！好诗！”接着，所有来访者都禁不住地鼓掌，表示对这首诗歌的称颂。
陈独秀闻声缓缓地转过身来，一见这些昔日的同志今天的领导来访，真是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涌上心头！但是，当他看见周恩来那充满着敬仰的表情，又很自然地想起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酸楚的滋味。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对周恩来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近三年以来，他对周恩来的工作态度、奋斗精神，以及彬彬有礼的风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有意单单看着周恩来且话中有音地说道：
“五四之前，你是天津南开出了名的才子；而今，你又是我党的干才，请……”
“不敢，不敢……”周恩来深知诗为心声，他从陈独秀低吟的诗中，完全窥测出了这位党的创始人内心矛盾的情愫。他今天来访，真诚地希望这位自己的老领导能回心转意，继续为党工作。因此，他有意打断了陈独秀的话语，虚心地说道，“当年，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嘛，只不过是一个跟着你摇旗呐喊的小兵。”
或许是陈独秀的地位发生了改变，抑或是有感而发，当他听完周恩来称道自己的话语之后，却说：
“这叫后来者居上嘛！”
这时，陈独秀的二公子——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前来看望父亲。由于早在八七会议之前，陈乔年就不赞成父亲的理论，并在八七会议上点名批评父亲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故父子相见是不能谈革命的，一谈就顶牛，每每都因此不欢而散。可是，他们毕竟是父子，尤其是在陈延年牺牲后，陈乔年经常回来探视苦闷中的父亲，借以慰藉陈独秀那颗失落的心。今天，他一见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来看望父亲了，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按照他的想法：父亲就是不承认错误，也应该说些客气的话。可是，出他所料的是陈独秀的话中还带着情绪。因此，他有些生气地说道：
“父亲，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和恩来讲话？”
陈独秀虽然一生都高举“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但是，他的灵魂深处依然打着传统文化的烙印。在党内搞家长制，在家庭中倡行父道尊严。所以，他听了陈乔年批评自己的话语，感到很不是个味道，当即反驳道：
“俗话说得好，正人先正己，你们又是如何对待我这位旗手的呢？”
周恩来一看谈话的气氛变了，忙有意地转移话题：
“都不要动气，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一是借拜年之际前来看望你，再是想听听你对党的意见，三嘛……”
“让我去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处罚，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瞿秋白忙接过话茬，“是请你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实质是一样的！”或许是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成见太深了，遂又当着前来看他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面，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今天，我明确地告诉你们：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要负主要责任！他们拿我做替罪羊，则更是错误的！”
这时，陈乔年感到必须亮明自己的观点了。于是，他生气地批评自己的父亲过去执行的政策和路线是右倾投降主义，今天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则更是错误的。结果，陈独秀大怒，当众举手就要打陈乔年。周恩来一见不妙，忙走到他们父子中间，说道：“不要动火，都消消气……”但是，陈独秀认为陈乔年的行为有损于父道尊严，近似悲鸣地说：
“你看，你看啊！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了。”
陈独秀余怒未消，遂又与王若飞辩论起来。据史记载：陈独秀不同意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向王（若飞）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些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吗？’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从此，王若飞改变了观点，“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等人于元旦前找陈独秀谈话是正确的。但除去王若飞从陈独秀的话中感悟到了真理外，双方依然是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罗亦农为了缓和这不和谐的气氛，笑着说道：
“仲甫同志，今天中午，我和李文宜举行结婚典礼，希望你能出席，为我们主婚。”
陈独秀一听罗亦农的话，感到还比较顺耳；再者，他远在武汉的时候就知道罗亦农与李文宜相爱，因此他高兴地说道：
“好！我一定出席。”
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笼罩着的上海，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者举行结婚典礼，首先是要选择能迷惑敌人的日子。这不仅是从党组织的安全着想，而且也是革命大势的需要。
新年到了，上海人刚刚过完圣诞节，接着又像过春节那样放起爆竹，燃起烟火，家家户户欢欢喜喜地过起了新年。在这样热闹的节日里，无论是举行结婚典礼的新郎和新娘，还是赶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党的主要负责人，都不会引起敌人的警觉。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罗亦农，几经权衡利弊，并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把和李文宜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定在了一九二八年的元旦。
但是，罗亦农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上午还要同周恩来、瞿秋白等去看望已被解职的陈独秀。自然，准备婚礼的事情就落在了李文宜一个人的肩上。
太阳就要转到正南方了，李文宜把一个不大的客厅布置得分外喜庆。为了迷惑敌人，她不仅在门上贴了大红的喜字，而且窗户上也贴上了吉祥的剪纸。罗亦农兴致勃勃地赶回家，从客厅到洞房检查了一遍，满意地说着“好！好……”当他的目光再集中到李文宜那幸福的脸庞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变得十分严肃起来，很有分量地说道：
“文宜，牢牢地记住吧，你我从今天起，就真的成了战友加夫妻了！”
“看你，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发议论！”李文宜爱责地说罢，转身取来一身西服，“一会儿贵客就到了，快进屋去换衣服吧！”
罗亦农刚刚穿好新郎装，挽着身着红色旗袍的新娘李文宜走出洞房，只见扮成各行各业职员的同志相继赶来贺喜，客厅中一派喜庆的气氛。少顷，化装成商人的周恩来挽着邓颖超走了进来，未等新郎和新娘开口，邓颖超就向新娘李文宜献上一束鲜花，笑着说道：
“祝新郎和新娘结婚后的生活，像鲜花一样的美好！”
“我还要再加上一句，”周恩来微笑着说，“祝新郎和新娘白头偕老！”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祝词，引来了一阵阵欢声笑语。
接着，扮成大学教授的瞿秋白挽着夫人杨之华走进客厅。杨之华把一瓶红葡萄酒交到李文宜的手里，十分豪气地说道：
“为了向新郎和新娘结婚致喜，也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请喝下这瓶葡萄酒！”
在这样的场合，文人气十足的瞿秋白，却很不擅长说这类吉祥喜庆的话语，也或许是他的心中想的只有革命，他竟然忘记了自己是来参加结婚典礼的，就像是在平日交代革命工作那样，严肃地说道：
“今天，我必须告诉新娘，我们的新郎官婚后不是和你去度蜜月，而是……”
“赶往外地，发动年关总暴动！”陈独秀边说边严肃地走进了客厅。
参加婚礼的人们寻声一看，只见陈独秀右手抱着一对洋娃娃，左手拿着一把用红绸扎好的筷子驻步客厅，惊得大家愕然相视，敛口无声。就连瞿秋白，也只会讪然地答说“对！对……”可是陈独秀却厉声地说道：
“我反对！因为你们搞年关总暴动的决定，恰好给重新上台的蒋介石一个屠杀革命者的机会。”
周恩来十分清楚，这种场合绝不是讨论年关暴动正确与否的地方。为了改变这骤然变冷的婚礼气氛，他急忙打圆场说：
“陈先生，你可算是我们的老家长了，请发表祝词吧！”
陈独秀果真摆出了一副老家长的架势，把两个洋娃娃交到李文宜的手中，将一把用红绸扎好的筷子交到罗亦农的手里，然后才郑重地说道：
“我祝愿新郎新娘婚后幸福，早得贵子！”
周恩来带头鼓掌。接着，客厅中响起了一阵掌声。为了把这欢快的气氛推向高潮，他主动地打开瞿秋白与杨之华送的那瓶红葡萄酒，首先给陈独秀斟了一杯，接着又相继为来宾斟满酒杯，高兴地说道：
“为祝愿新郎新娘早得贵子，也为了全中国美好的明天，干杯！”
新年伊始，瞿秋白等同志依然希望在全国出现万象更新的革命局面，并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年关总暴动上。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结论是：“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
周恩来历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失败，他渐渐地清醒了。虽说他并未认清“左”倾盲动主义的本质，但血的教训告诫他，不顾敌我形势的盲目暴动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认为“两湖工作很严重，在布置暴动的工作上缺点太多”。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李维汉为中央巡视员到武汉巡视，停止原定的两湖年关总暴动，并对两湖的暴动重新加以部署”。
正当周恩来严肃考虑湖北应如何实现“迅速发展游击战争到割据的局面”时，他接到了周逸群同志的报告：由于“一个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所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反复考虑自己以后如何行动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苏联，就去搞红军吧。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请周逸群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贺龙回湘西闹革命的想法，远在南昌起义尚未完全失败的时候就产生了。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军事会议上，贺龙就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贺龙回到上海后也多次向党中央反映：“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对此，周恩来审时度势，反复权衡，认为贺龙在湘鄂西一带搞了十多年，在下层群众中堪称是一面旗帜，很具号召力；另外，贺龙从戎多年，会指挥打仗，能把暴动的普通群众变为英勇善战的红军。因此，他同意由贺龙出面，在湘鄂西搞武装。他一见贺龙的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今天来看你，主要就是想听你谈谈有关的情况。”
贺龙一听周恩来的口气，知道周基本上同意自己去湘鄂西搞武装的想法了。所以，他也很实在地说：
“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的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来边听边暗自思索，认为贺龙讲的都是事实，因而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支持贺龙回到湘西去闹暴动，搞武装。但是，周恩来认为贺龙也正因名声大、认识的人多，在一定情况下，这些有利条件也会变成危及他生命安全的不利因素。对于他如何从上海溯长江而上，顺利通过南京、武汉等码头的检查，周恩来心里是没有底数的。为此，他严肃地问：
“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对此，贺龙想过不止一次了，他显得是那样的轻松，当即说：
“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儿，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哟！”
周恩来听后笑了起来，接着就又对贺龙说：“我个人同意你的要求。但事关重大，需中央研究决定。”贺龙当即答说：
“还是那句老话：我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湖北省委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并且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出乎周恩来所料的是，参加常委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理由是可笑的，担心贺龙“回去变成军阀”。周恩来历数贺龙在南昌起义过程中的表现，“坚持认为贺龙应该去湘西，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常委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周恩来针对共产国际代表对贺龙的担心，再次有策略地重申，“主张在有能力领导的情况下，派贺龙回湖南”。并得到与会常委的同意。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在讨论两湖暴动问题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进而又“提出湘西特委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最后，“中共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同时，常委会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
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要他们组织湘鄂边前敌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并派卢冬生护送前往”。
贺龙听后真是高兴极了！遂与周逸群等在留居上海期间，积极做回湘西的准备。
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为确保贺龙沿途的安全，周恩来不仅动用了党的情报机关，而且还请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郭亮在武汉做好接应工作。贺龙就要上路了，周恩来特意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以壮行色。
贺龙与周逸群为让周恩来放心，在赴宴的时候化了装，“贺龙剃掉了蓄留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獭领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宽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镜，打扮成一个大资本家的模样。周逸群打扮得像个管账先生”。周恩来一见贺龙和周逸群的样子，笑着连声说道：“好！好！”但是，当他再仔细一打量贺龙的装束，便说道：
“像你这样身份的资本家，身边光有周逸群这样一个管账先生还不行……”
“请放心，”周逸群忙接过话茬，“同行的还有卢冬生等三人，都根据贺龙的身份化了装。”
周恩来放心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于席间当面对贺龙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十七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离开上海去武汉。沿途，贺龙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骗过了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终于到达了洪湖。正如贺龙自己所说：“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哟！”他终于在湘鄂西打出了一块红彤彤的天地，创建了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但是，历史不应忘记：是周恩来在说服了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同意见后，常委会才作出决定：同意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未完待续）